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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万亿资管“去杠杆” 中国大监管机制胎动

作者: 欧阳晓红 发布时间:2017-3-5 12:33:08
    这一次,跑在监管与实体之前的金融业得悠着点了。中国决策层要祭出新的监管协调机制,排查监管漏洞,以遏制监管套利。

  面对规模高速扩张,且产品结构设计复杂的金融市场,现有的金融监管机制体制或有些捉襟见肘。

  一份酝酿中的资管新规露出端倪。最近由央行牵头,三会参与,共同制定资管新规,或许也可以看作这种工作机制的一部分。

  而且,新金融格局与生态背景下,这种工作机制似乎不只是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机制;信号已释放。2月28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明确“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”,而不用“完善”或“健全”等词汇,这意味着监管协调机制又有新内涵,新机制从组织架构到议事程序乃至协调方式等都可能重新建构。

  并非没有这种可能性。一位决策层接近人士如此坦言。但这其中,涉及相关部门利益的调整,需要做好顶层设计。

  如果查询2016年前中国央行金融稳定报告中,有关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描述,或不难发现宏观审慎监管协调之外,涉及交易、产品设计等微观行为的监管协调较为缺失。而就此参照国际标准,落实在架构或机制重构上,会如何设计呢?

  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。在3月2日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,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借用“rumor”否认主导“三会合并”。“积极参与、全力配合监管协调机制的建设,深化与‘一行两会’,当然还有外汇局,以及其他部委的信息共享和统筹协调,健全完善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和防控机制。及时弥补监管短板,排查监管制度漏洞,完善监管规则。”郭树清称,他表示,坚决治理各种金融乱象。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,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,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。但郭树清对于银行监管模式的态度尚不明确。

 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告诉经济观察报,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正处于变化比较深刻的前夜,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需要党中央、国务院对于监管体系变化进行决策。

  诚如专家建言,建立包括一行三会、发改委、财政部等多部门参与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机制,具体执行跨部委、跨行业的宏观金融监管政策,建立跨行业跨市场的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。

  如此,统一标准,或聚焦于微观行为的大监管要来了!监管风向在变,金融生态或生变。投资者该何去何从?“120万亿的大资产管理行业可能发生近30年来前所未有的巨变。大类资产轮动趋势或已经出现。”星石投资称。

  短板:监管套利

  此时,酝酿中的监管协调机制对应着一个跑在实体与监管之前的行业。

  诸如,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 8.4%(2016年底),其比重超过美国、日本等多数发达国家,仅次于以金融业和航运业为经济支柱的新加坡。金融业利润占比亦远超美国。

  “金融增速和GDP增速走势背离。二者增速不匹配。”民生证券研究院分析师朱振鑫认为。尽管从融资角度看,金融旨在服务实体经济,但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深入,资金脱实向虚、资金空转现象或难以避免,金融业开始背离实体经济逆势高速增长。

  分业监管,但金融混业趋势下,中国高层对此已有警觉。

  2月28日,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专门听取央行汇报,讨论了防控金融风险的问题。习近平强调,防控金融风险,要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,加强宏观审慎监管,强化统筹协调能力,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。要及时弥补监管短板,做好制度监管漏洞排查工作,参照国际标准,提出明确要求。要坚决治理市场乱象,坚决打击违法行为。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,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。

  按照郭树清的话说,部分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,层层嵌套,底层资产看不见底,最终流向无人知晓。这种现象的产生,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监管制度缺失,就是所谓“牛栏里关猫”。

  而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此前在谈及保险资金运用时也曾指出,当前,金融产品由简变繁,可能通过银行、券商、保险等资管产品层层包装,跨领域、跨产品传递风险加大。加之投资链条延长,风险隐蔽性增加。一些跨领域的投资行为,从局部看是合规的、风险可控的,但从整体看,可能存在一定风险,比如杠杆在累积,这样导致风险跨监管、跨行业叠加,应对难度加大。

  事实上,从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的妖精论、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的金融大鳄,到上任三天的郭树清之“牛栏里关猫”一说,“三会”主席均剑指监管短板衍生的监管套利,其对策之一是“金融去杠杆”。

  而在朱振鑫看来,这次“金融去杠杆”和2014年非标的根源是一样的,均是银行资产出表、追求高收益、期限错配,2014年是“缩短企业融资链条”,但这次由于投资标的由企业变成了有价证券,风险由债务风险变成了资产泡沫风险,于是成为了“金融去杠杆”。

  从委外理财、同业存单纳入MPA考核到财税140号文要求资管管理人纳税再到央行“降准加息”,朱振鑫认为,金融去杠杆的思路也基本清晰:规模上通过MPA和监管升级控制空转需求,渠道上增加交易摩擦,价格上挤压收益成本差,倒逼资金脱虚向实。“减少表外业务扩张,该纳入表内的要纳入表内。”郭树清称。星石投资解释,这昭示银行理财将受影响,大量资金需另行出路,严控表外业务扩张进入真刀实枪的执行阶段。

  不是么?过去银行理财能够提供高收益固收理财产品,主要通过投资房地产市场获利。星石分析,由于表内业务受到严格监管,其资金投向、潜在风险需上报监管,投资限制较多,而表外业务由于缺乏监管成为极受资金青睐的投资路径,规模急剧扩张。

  数据显示,目前以银行理财、信托公司、期货公司、券商资管、保险资金、公募基金等不完全统计,资管及理财资金池的总体规模接近120万亿。

  2017年之后,更加严格的规范将是市场唯一标准,星石投资认为,这可能引发银行理财市场及资产管理行业从来没有过的巨变。某种程度上,整个金融行业的“供给侧”改革也在拉开序幕,导致的结果是债券、固定收益类理财、银行表外业务风险暴露增加,资金重新配置大类资产开始轮动。

  11次的联席议题缺啥?

  现在,风险暴露似乎并不是一个敏感的词汇。或远或近,或多或少的潜在风险隐患就在那里。较从前,当下的金融风险复杂性、潜在影响更甚。或许,三年11次的联席议题似乎不足以覆盖风险。纵观3月2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,郭树清及其他三位副主席(主席助理)提及“风险”二字近50次。

  其实,为了避免风险,早在2003年,中国金融市场三大监管机构的当家人就约定,每一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议。

  三会曾于2003年6月签署《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》。该《备忘录》规定,会议成员由三方机构的主席组成,由主席或其授权的副主席参加,并规定“三方监管联席会议每个季度召开一次。”

  其时的议题曾涉及“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、证券公司融资、保险资金入市、信托投资公司从事证券业务”等方面。

  不过,对于当时的联席会议结构,曾有人质疑,其认为“监管联席会议应为五部委的联席会议,参加者还应包括财政部和央行。”

  殊料,上述联席会议并非常态机制,曾一度18个月未召开“碰头会。”

  历经两次试水无疾而终之后,2013年8月中国金融业监管协调联席会议制度“重出江湖”。经国务院批准,该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央行牵头,银监会、证监会、保监会、外汇局为会议成员单位,必要时可邀请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参加。

  那时,在金融混业、泛资产管理创新、互联网金融发展如火如荼、金融“黑天鹅”事件频发和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背景下,联席会议亦被赋予了“大金融监管”启幕的想象空间。

  其职责与任务主要涉及: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、金融监管政策、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、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、交叉性金融产品、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等。

  连续数年,央行货币政策报告中对此机制均有提及,比如强调“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,强化交叉性、跨市场金融产品的风险监测和监管协调,促进各类金融市场、各类金融工具的协调发展,建立健全金融综合统计体系和信息共享机制。”

  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这一机制也颇为重视,且评价较高。

  譬如,2015年的金融稳定报告曾专栏讨论联席会议运行情况。据2016年6月末发布的《中国金融稳定报告(2016)》,从2013年至2015年末,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共召开11次会议,研究讨论50余项议题,其中2015年召开3次会议,研究讨论13项议题。2016年报告称,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不断完善,报告中多次提及健全金融监管机制,并提出,积极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作用,对跨市场、跨行业、交叉性的金融创新,明确政策原则,落实监管责任,防止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。

  如果按照此前“一季度一次”的约定,28个月11次会议的召集频次并不低;概算平均2.5个月就要开一次部际联席会议。

  很显然,此高频次部委会议与快速增长的金融业休戚相关。其对应的阶段是,监官套利诱发的金融业扩张。

  据朱振鑫分析,自2000年至2016年,中国金融业扩张经历了“从基本面支撑到监管套利”的逻辑变化。

  譬如,从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来看,金融业共经历了两轮高速增长:第一轮在2005-2007年,经济高速增长、股市理性繁荣;第二轮则是2011年至今,主要体现为由监管套利驱动的影子银行和非银机构的扩张。2011年至2016年的增长根据资金的投向不同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:2010年至2013年,非标扩张、授信类影子银行扩张,2014年至2016年,委外加速扩张,资产价格快速上涨,投资类影子银行和非银机构扩张。

  2011年以来金融业背离经济增速持续高增长的原因较为复杂。“从微观角度看,是出于盈利需求进行监管套利,导致金融创新泛滥、影子银行体系膨胀。”朱振鑫称。

  不过,从宏观角度来看,朱振鑫认为原因有二:在实体经济收益率下行时加速推进了金融自由化;其次,金融行业资本收益上升,过剩的流动性自然选择了收益高的金融业。

  换言之,即实体经济资本收益率下降、风险上升,利率市场化使得银行风险偏好上升,从授信扩表走向投资扩表,带动非银扩张;同时金融行业资本收益率上升,使得流动性更愿意停留在高收益的金融行业,货币脱实向虚、资金空转难以阻止。

  可是,如果细观那11次的联席议题,不难发现,监管协调机制在宏观审慎方面较为着力,但微观行为的监管协调较为缺失。尽管联席议题提及“明确跨市场、交叉性金融创新监管原则,促进新兴金融业态规范发展”,但利率市场化背景下,逐利资本越来越“猛”——其在资本或货币市场“吸金”之为越来越隐蔽;这其中,涉及交易、资品设计等行为几成监管盲点。

  也因此,防范金融风险,监管层如何跑在风险前面,怎样把握“收与放”的“度”尤为重要。这似乎得从机制与制度基础建设两方面着手。如此,或能达到及时与有效监管的目的。但这需要行动的勇气与睿智。

  解决方案:微观行为与职能监管?

  的确,“金融创新和交易活动越来越偏离经济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。”一位监管层接近人士直言。

  也因为存在监管盲点,所以会出现“牛栏里关猫”。正如郭树清借此比喻当前金融监管的“短板”。

  当前防控金融风险的重点,就监管而言,重点之一怕就是要解决“牛栏里关猫”的情况。这包括两方面。第一是考虑“量身定做”,针对猫的特点,要有关猫的笼子。也就是说监管要有针对性,就各个监管机构而言,就是要跟得上层出不穷的“金融产品创新”,填补监管盲区和空白,切实解决监管不到位和滞后的问题。要根据变化的金融经济形势,对监管框架和格局做适应性的调整。

  郭树清也给出了解决方案。他说,没有完善的监管制度,银行业经营必然引发严重的风险暴露。要根据银行业务和风险的新变化、新现象和新特征,参照国际监管标准,全面梳理银行业各类业务监管规则,尽快填补法规空白,及时更新已经滞后于业务和风险发展的监管规制,废除不合时宜的监管规章制度。当然,这是就银监会的层面而言。

  其次,或许还应注意到,在一些领域,现实是监管分割的情况比较严重。监管空白和盲区,更容易出现在监管交叉地带。比如有些领域银政保各管一段,从各自划定或默认的监管职责去评判,有些金融产品似乎是没有问题的,但正像郭树清所言,部分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,层层嵌套,底层资产看不见底,最终流向无人知晓。

  不过,关乎120万亿的大资管统一规则已在路上。方向是减少表外扩张,资产该入表的要入表。星石投资称,银行理财将受影响;房地产资金一大重要来源受阻,房市泡沫难以持续膨胀;市场越来越缺乏高收益投资品,大量资金需另寻出路,目前处于复苏态势的A股市场有望受益。“我们将进一步完善银行理财业务的规制建设,加强监管。”银监会副主席曹宇称,由央行牵头,会同“三会”正在制订统一资产管理产品标准规制,进展也很顺利。银监会积极配合央行和其他部门做好相关工作。

 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,金融监管改革的可能性不排除——从现在“一行三会”的联席会议到基于穿透式的监管而形成,其形式是共同行文。换言之,如果某一项金融监管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监管部门,则可能形成央行和几个监管部门联合发文的机制。使得部委之间在部门法规的协调方面更为深入。

  这其中,“超级央行在未来监管中的作用日趋显性,因其有流动性创造和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监管的天然责任。这体现在两方面:关于宏观审慎和系统性风险,央行要兜底和负责;另外,关于银、证、保跨界和灰色地带金融创新的领域需要统揽全局。”钟伟称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钟伟认为,地方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,诸如地方金融办与“一行三会”及其垂直系统之间的关系——在当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未必会涉及。

  钟伟相信,当下中国经济稳中向好。此趋势下,目前中国监管体制没有必要做伤筋动骨的大改动,因为不知道变动之后的监管效率更好还是更差。

  现实而言,金融已嵌入到各个生活场景,无论是支付、社交或是出行,包括理财等等。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飒说,中国现有监管模式是以审慎监管为主的分业监管模式,虽然条块清晰、权责明确,但随着百姓金融需求的不断提高,市场中的金融企业,尤其是民营金融企业往往已经提前混业经营,他们采取了“金控集团”等方式巧妙“规避”了金融混业的禁忌。

  也许,“金融系统稳定和消费者权益保障为目标的行为监管,是目前比较先进的金融监管理念。行为监管有利于打破过去机构监管的弊病,从被监管者的行为来判断其真实的经营行为和风险层级,是金融监管历程上的进步。”肖飒称。

  也有说法称,监管机构不妨针对业务进行监管,而不管从事业务经营的机构性质如何;即功能监管,其优势在于“监管的协调性高。”

  中国目前的监管有两种趋势:宏观审慎监管,微观行为监管。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分析,前者重点强调跨市场监管,弥补监管真空和监管漏洞,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承担更大的职责。后者,重点强调金融行为的实质是否违法,而不是局限于是否违背现行法律,“三会”在行为监管方面承担更大的职责。

  如国新办首秀上,郭树清提及一个此前极少被市场关注的银行业监管要点,即“重点整治违规开展关联交易、花样翻新的利益输送、重大经营管理信息隐瞒不报、违法违规代持银行股份等不良行为。”

  于是乎,生态与格局渐变的金融市场上,不管是资管产品发行人、中介,还是投资人都要调步伐与心态,去面对即将到来的统一微观行为大监管机制。别走得太快,等一等灵魂。
编辑:罗成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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